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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五一黄金周期间出行人数大幅回升。再次验证疫后经济的恢复主要由服务业拉动。另一方面，近期公布的4月份制造业PMI指数重新回落收缩区间，反映制造业仍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下行压力。制造业以及相关的生产服务行业不仅仅是我国创造正规就业岗位的主力军，涉及近2亿人的正规就业岗位。同时，制造业也是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银杏。因此，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制造业回升不仅是防止经济恢复熄火和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也是实现效率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所需。

未来三年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关键期。前有来自美国的科技围堵，后有越南印度等东南亚经济体的追兵，加上来势汹汹的全球产业链重潮，我们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迈向中高端制造业的三大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第一，虽然我国告别了人口红利，但却迎来了工程师红利。未来五年我国每年将有超过一千万的高校毕业生，其中45%以上是理工科毕业生。这规模不仅是20年前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的10倍，也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的总和。如此大规模的的高校毕业生供给将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例如，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最近就明确表示比亚迪下一步要在技术上搞人海战术，计划把工程师人数从目前的6万增加到20万。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有更多的企业充分利用大规模人才优势进行产品，工艺流程和服务的创新。第二，2008年以来我国在基础建设领域的持续投资不仅彻底消除了能源交通等领域的瓶颈，也把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质量大幅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将为制造业产业链更科学地区域布局，创建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作为经济中的最重要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对整体经济具有巨大的提升生产率的长期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的逐步显现必将成为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第三，近年来我们的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各行其责相互配合的三位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的创新能力进入全球15强，虽然和美国，德国和韩国等第一梯队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比10年前我们的排名提升了22位，也是唯一一个挤进全球15强的中低收入国家。国际公认的重要科技指标显示近年来我国无论是科学论文还是技术专利的数量快速增长，已经全球名列前茅。当然，在论文和专利的质量上我们和全球第一梯队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如何充分发挥这三大优势，应对多重挑战，加快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步伐是未来五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眼下经济出现服务业强制造业弱的不平衡恢复态势，下一步应用好宏观和产业政策上的预留空间，在支持制造业回升上持续发力，出台更有效有力的实招，促进制造业尽快回归产业升级的正常运行轨道。

第一，大力提振经营主体信心。民企是我国制造业我主力军。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期待各级政府和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夯实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社会主义法律基础，加快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同时，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加快建立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法律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全国大一统市场体系。

第二，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央行设备投资和减碳再贷款引导商业银行把更多的信贷投向制造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应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激励和倒逼银行加大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过去银行长期偏爱房地产铁公机等领域的抵押式贷款，今后要转向信用贷款并非易事，需要引导，激励和鞭策。同时，作为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应支持更多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为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融资。一个企业的投资就是另一个企业的订单，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投资不仅能拉动总需求，而且能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生产率增长主导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出稳出口的税收，产业政策和国际合作等一揽子措施。科学应对地缘政治变局，稳住和改善和主要贸易伙伴的政商关系。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节点。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跨境贸易和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是今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为我们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争取必需的国际环境和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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